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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8月30日,16家上市银行半年报全部出炉,利润增速全部放缓,不良贷款上升,其中农业银行不良率高达1.83%;招商银行不良率上升最快,上升了0.39个百分点。

      受利率市场化提速、“三期叠加”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商业银行已至发展拐点,经营已面临新危机状态。对此,银行业应正确对待利差收窄、不良贷款上升现象,并增强危机感和紧迫感,调动一切有利因素,化解眼前经营危机。从目前看,银行业应加速四方面转变,方能使经营立于不败之地。

      加速经营理念转变,从迷恋资产规模扩张、高利润回报粗放经营方式中挣脱出来,开展综合金融服务,提供整套金融解决方案,力争成为客户“忠实追随者”。同时,树立消费金融理念,大力发展老年储蓄、投资理财产品、倒按揭等养老金融业务,开展农业、服务业、战略性新兴行业金融服务,大胆探索综合经营模式,整合保险、基金、证券、租赁、信托等多种行业资源,力争成为各类金融服务集散地和整合者,弥补传统存贷业务发展不足。

      加速信贷方式转变,从热衷大企业、大额贷款等高大上产业项目中抽身出来,从重大向重小转变、从重国企向民企转变、从重传统生产制造向科技创新转变。尤其根据中小微企业在技术研发、扩大生产中存在大量资金需求,且其本身融资渠道较少,能接受较高利率成本现状,银行业应大力拓展信贷服务;银行业应根据中小微企业生产特点和优势,推出信贷服务“组合拳”,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便捷信贷服务。

      加速服务地域转变,从钟情国内大城市及经济发达国家金融服务中解脱出来,向国家确定的经济发展区域推进,向广大落后地区中小城镇及农村扩展,向新能源、高科技产业领域集结,大力支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逐渐提高绿色信贷比重;向经济处于发展中新兴经济体国家进军,为金融业“走出去”提供足够生存施展空间。积极构建全球化服务网络,提高企业跨国经营便利性;加快培育个人跨境产品与服务体系,满足日益增长的个人跨境金融需求。

      加速科技创新转变,从习惯原有金融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中醒悟过来,加强与互联网金融融合,利用移动互联技术重塑银行产品与服务体系,将银行主要产品与服务快速推向移动端,做到随时随地提供服务;不断丰富移动支付产品,逐步建立网络银行服务基础;深度分析客户行为、消费习惯、风险偏好等,智能识别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个性化贴心服务。(莫开伟)

      原标题:商业银行应从四方面应对经营新危机

      稿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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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专门的调解中心实行保险行业协会、法院、交警三方联动机制

      10月10日上午,南昌市保险合同纠纷调解中心“揭牌仪式在南昌市高新区法院举行。调解中心的设立,有利于实现行业调解和诉讼调解的无缝对接,充分发挥保险行业组织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揭牌仪式现场

      保险合同纠纷今后可调解

      在当天的成立仪式上,南昌市保险行业协会联合南昌市高新区法院、南昌市公安交管局高新大队,举行“南昌市保险合同纠纷调解中心”揭牌仪式,这标志着正式启动南昌地区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

      近年来,保险合同纠纷诉讼案件数量迅速增长,导致保险消费者维权成本过高、耗时过长。“长期的实践告诉我们,化解基层的矛盾纠纷,不能仅靠法院的诉讼渠道,还要充分发挥行业调解、人民调解等多种非诉讼的优势。”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辉指出,人民法院与南昌市保险行业协会合作,建立保险合同诉调对接工作机制,邀请社会组织与人民法院相互配合、相互衔接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引导群众自愿选择公平、高效、低成本的维权,有利于提高人民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也有助于人民法院更好地服务群众、保障群众司法权益。

      据介绍,该调解中心设在南昌市公安交管局高新大队,实行协会、法院、交警三方联动工作机制,在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对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与保险公司发生的保险合同纠纷,涉及被保险人、保险公司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以及涉及保险公司的其他纠纷进行调解,帮助消费者实现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的各项权益,有效保护保险消费者合法权益。

      无缝对接保护消费者权益

      罗辉强调:“调解中心的设立,进一步发挥‘三调联动’平台的纽带和桥梁作用,通过新的工作机制,推动实现行业调解和诉讼调解的无缝对接,有利于充分发挥保险行业组织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作用,为当事人解决保险纠纷提供更多可选择的化解渠道,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缓解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

      纠纷诉调对接机制是保险参与社会管理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新举措和新亮点,是进一步推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战略新策,是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是关注民生保护保险消费者权益的重要举措。江西省保监局副局长魏竹勇指出,针对部分当事人对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机制不甚了解甚至心存抵触的现状,调解中心、省保险行业协会、各级保险公司要多渠道宣传保险纠纷诉调对接工作成效及相关典型案例,增进群众对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认同感和信任度。

      为确保调解中心的高效运转,该中心聘请了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张志文为调解中心专职调解员,他深有感触地说:“诉调对接工作是新时期司法改革工作的新的尝试,是推进依法治国的一项举措,我一定恪尽职守,认真调解每一个案件,让保险人、被保险人、第三者在调解过程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熊舒娟万魏华新法制报记者杨海涛摄影)

      原标题:南昌保险合同纠纷今后可调解

      稿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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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津瑞海国际物流公司危险品仓库爆炸后,很多人才注意到,这个位于天津港物流区域的危险品仓库居然距离最近的居民小区只有700米,并不符合国家规定。与此同时,瑞海公司的有关信息及控制人一直扑朔迷离。

      据多家媒体报道,瑞海公司的持股45%的股东舒铮为代持,公司的隐形控制人之一是一位名叫董社轩的男子,系已去世的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董培军之子。这个名字并未出现在该公司股东名单里。

      公开信息显示,天津滨海新区业余足球协会超级联赛“瑞海物流”足球队的队长,就叫“董社轩”。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董社轩今年33岁,住在天津开发区“天元居”小区。

      今天,中国青年报记者实地探访该小区。据物业工作人员及多位邻居介绍,董社轩居住的这套110平方米的公寓,仍在董培军名下,而这位董培军即为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

      有小区邻居回忆,董培军2014年去世,遗体覆盖党旗从小区内抬出,现场有警察维持秩序。

      小区物业公司的收费台账也显示,房主姓名仍为董培军。

      多位邻居证实,董社轩及其妻子一直住在这套房子里。不过邻居对这对夫妇所知有限,只知道他们年纪30岁出头,有两个小孩。

      天津开发区政务网站信息显示,董社轩还是“天津瑞轩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及“天津开发区港轩商贸有限公司”的法人代表。

      该信息显示,“天津瑞轩船务代理有限公司”位于天津开发区黄海路249号中信物流科技园3号单体2层A97室,成立于2011年9月30日,注册号为“120116000071138”。经营范围包括船舶配件、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品除外)、消防器材、国内货运代理服务及多式联运代理服务等。

      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示,同一注册号、同一地址、同一设立时间的企业,目前名为天津中旺佰利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目前为“王松”。

      中信物流科技园3号单体2层大门紧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园区向企业出租办公用房及仓库,园区内开设了不少业务繁忙的企业。但3号单体2层已经很久没见到人。这名工作人员对园区内几乎所有企业都很熟悉,但从没听说过这两家企业,或者“王松”、“董社轩”的名字。

      “天津开发区港轩商贸有限公司”的工商资料显示,该公司注册资本106万元,股东为董社轩及其妻子。

      目前,董社轩本人的电话号码,以及小区物业登记的电话号码,均已无法拨通。有邻居表示,前段时间还“总见到他”。(记者刘星张国)

      原标题:天津港公安局原局长之子或系瑞海公司股东

      稿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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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管理机构广泛参与金融市场资金融资,当某资产管理机构经营失败引发信用风险时,交易对手金融机构也将面临突发性风险冲击,进而通过金融风险传染提高了资产管理机构在金融市场的融资门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

      ●金融市场风险运行显性化,主要表现为我国不良贷款余额连续十四个季度上升,资本市场巨幅波动,资产管理产品兑付风险加快暴露。

      ●在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需要明确资产管理机构的法人主体地位,限定风险资产管理规模与注册资本的最高比率,统一资产管理机构监管主体。

      ●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过程中给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各国加强了以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行为监管。资产管理业务是行为监管的重点。

      资产管理业务与传统金融业务并无实质区别,也面临各种金融风险冲击,并影响到金融系统稳定性。在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我国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围绕监管套利的创新活动异常活跃,特别是资产管理业务交易结构设计复杂,交易链条过长,缺乏足够微观审慎,助长了金融市场投机,加剧了金融市场波动,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隐患。因此,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

      资产管理业务发展现状

      资产管理本质是“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信托业务。目前,资产管理业务已经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期货等各类金融机构,投资范围几乎涉及金融市场所有可估值或交易的金融产品与工具,并逐步成为全球金融市场运行的重要力量,具备了对金融体系的系统性影响力。据普华永道预测,全球资产管理规模将从2012年的63.9万亿美元上升至2020年的101.7万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接近6%。我国资产管理业务潜力巨大。截至2015年6月末,我国银行业类金融机构资产管理规模接近33万亿。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资产管理规模也已突破30万亿。保险业总资产规模突破11万亿元。

      加强资产管理业监管的理论基础

      目前,欧美各国基本上都没有针对资产管理业务制定专门法律法规,相关监管措施散见于规范资本市场运作的各类法律文本中。各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重点在于防范由信息不对称产生的代理人道德风险,维护受托人利益。但伴随着资产管理业务规模的发展壮大以及与日俱增的市场影响,加强资产管理业监管逐渐进入发达经济体金融管理当局的视野。2013年9月,美国财政部金融研究办公室发布报告指出,规模高达53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业处于高度集中状态,容易受到类似于压垮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的银行式压力的冲击,进而可能对整体金融体系带来风险。

      加强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的理论逻辑在于资产管理业务及资产管理公司的脆弱性和外部性:

      一是利润最大化倾向。长期利率的趋势性下降,以及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主要经济体国家规模庞大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创造了低利率的金融环境,促使资产管理业务经理人投资于风险更高的金融资产。基于资产管理规模和销售规模的收费制度,直接与资产管理组合最大回报相挂钩,因而资产管理人利润最大化倾向与自身报酬最大化存在一致性,主观上鼓励其为追求更大利润回报去冒险,并迎合投资者对高回报的要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源于美国次贷危机发酵,此前资产管理机构通过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互换)和CDO(Collateral Debt Obligation,担保债务凭证)大量参与次级房贷衍生业务,助长了次贷业务的非理性增长。由此可见,资产管理行业利润最大化倾向与传统金融机构并无实质区别。

      二是集中赎回风险。资产管理业也同样面临流动性问题。为获取最大化投资回报,资产管理人往往尽可能投资于流行性差的金融资产,这与银行将主要资金运用于非流动性资产殊途同归。但投资者在合同约定条件下赎回,将给资产管理人流动性管理带来巨大挑战。特别是公开募集机制向投资者提供的无限制赎回权将给资产管理人带来巨大挑战。在金融市场遭遇突发性内外部冲击时,投资者集中赎回将有可能形成资产管理产品的“挤兑”风险。2007年美国次贷风险加快暴露,由于RMBS(Residential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住房抵押贷款支持债券)和CDO价格急剧下降,或出现有价无市现象,使购买了大量较低级别RMBS和CDO的对冲基金投资人赎回压力骤然增加,2007年7月19日美国贝尔斯登公司(Bear Stearns Cos。)旗下的两家对冲基金被迫关闭。

      三是传染性风险。资产管理资金运用范围几乎囊括金融市场所有的金融工具与产品,交易对手涉及各类型金融机构,并成为金融体系交易网络的重要结点,既可能是金融风险源头,也容易成为金融风险传染中继站。当某种类型资产管理组合出现风险而面临赎回时,必将传染到相同类型资产管理组合,同时也会传染到资产管理组合涉及的交易对手金融机构。资产管理机构广泛参与金融市场资金融资,当某资产管理机构经营失败引发信用风险时,交易对手金融机构也将面临突发性风险冲击,进而通过金融风险传染提高了资产管理机构在金融市场的融资门槛,极端情况下可能会导致金融市场流动性枯竭。2008年,美国雷曼兄弟在谈判收购失败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就引发了全球金融海啸。

      四是过度使用杠杆风险。为获取高额回报,资产管理人通过加杠杆广泛参与期货、期权、互换业务、证券融资、回购协议等业务,增加了金融市场运行不稳定性。1998年初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拥有40多亿美元资本,但通过加杠杆所持有的资产高达1200多亿美元。过高杠杆使得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小概率事件发生缺乏风险缓释能力,因在债券市场做错了方向而导致公司破产。

      五是高频交易风险。高频交易(High Frequency Trading)是利用计算机系统和复杂运算所主导的股票交易能在毫秒内自动完成大量买、卖和取消指令。高频交易一旦程序出错或人为疏忽都有可能对市场走势造成灾难性影响。2010年5月6日,道指“闪电崩盘”,最多暴跌超过千点,市值更瞬间蒸发逾8600亿美元,创美国股市有史以来最大单日盘中跌幅。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导致当日暴跌的“异常交易”展开调查,高频交易被认为是罪魁祸首。股指跳水激发高频交易连锁反应,计算机以闪电般速度接连发出卖单,疯狂寻求止损,最终导致蓝筹股埃森哲公司等多只股票短时间内失去几乎100%市值。

      我国资产管理业主要问题

      一是资产管理混业运作与分业监管存在冲突。我国商业银行理财业务已完全摆脱分业监管限制,借助资产管理产品载体广泛参与资本市场业务、贷款业务。证券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可以为上市公司大股东提供商业银行股票质押贷款的融资服务。保险公司资产管理计划可投资于资本市场,并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从当前我国银、证、保资产管理业务资金运用范围看,几乎没有实质性差异,基本具备“全能银行”特征,与现行金融分业监管形成巨大冲突。

      二是资产管理规模扩张不受约束与资产管理机构风险资本抵补能力较弱存在冲突。如果按照“穿透”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分析,那么不难发现资产管理业务大体经营与传统金融机构类似业务。而传统金融机构均要面临严格资本约束,限制其业务规模盲目扩张。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各类资产管理业务基本没有资本约束,也无杠杆率限制,使得经营“类传统”金融业务的资产管理业务存在明显的监管不足。在现行监管规则下,资产管理机构很少的资本就可以将资产管理规模扩张到千倍以上。

      三是资产管理“信托”本质与事实上“刚性兑付”存在冲突。资产管理本质上是信托业务,理论上只要在信托约定范围内严格履行业务,资产管理人就无须为资产组合风险承担责任。在实践中,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却存在事实上的“刚性兑付”。此外,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规范不足,不同行业资产管理业务投资者门槛差异较大,信息披露制度不规范,对资产管理人监督不足,多从事“资产池”运作。

      四是资产管理风险隐性与金融市场风险显性存在冲突。当前我国资产管理业务运行风险隐性化。为规避金融分业限制,商业银行理财资金运作需要借助提供通道服务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作为名义上的受托资产管理人。但受托机构并不掌握持续充分的业务信息,也缺乏管理业务风险主动性。且资产管理业务交易结构设计日趋复杂,主要表现在参与金融机构地域分布的分散性和参与机构行业分布的广泛性,主要是为增加业务隐蔽性,来逃避分业监管和属地监管。但同时金融市场风险运行显性化,主要表现为我国不良贷款余额连续十四个季度上升,资本市场巨幅波动,资产管理产品兑付风险加快暴露。

      加强我国资产管理业务监管的路径选择

      一是资本监管。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提出要进一步加强资本监管。理论上资产管理机构不用承担资产运作失败风险。但在资产管理业务运作过程中,资产管理人客观上也需要资本来承担因为道德风险或操作风险而给受托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在某种程度上资本是其资产管理与运作能力的综合体现。按照“穿透”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资产管理运作资产基础依然是传统资金融通业务,为体现公平竞争有必要对资产管理机构实施与传统金融机构相同的资本监管约束。对资产管理机构实施资本约束,可防止资产管理机构受托资产业务规模不受约束扩张,也避免资产管理机构过度使用杠杆及其他高风险金融工具,增加资产管理业务的稳定性,降低资产管理业务运作的系统性风险。在我国金融分业监管体制下,需要明确资产管理机构的法人主体地位,限定风险资产管理规模与注册资本的最高比率,统一资产管理机构监管主体。

      二是行为监管。行为监管的主要任务是维护金融市场的公正和透明,监督金融机构对待消费者的行为,维持金融消费者信心。反思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中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过程中给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各国加强了以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为核心的行为监管。资产管理业务是行为监管的重点。对资产管理业务实施及时有效的行为监管,可以减少受托人与管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降低资产管理人冒险倾向和道德风险,保障受托人的合法利益。在我国,需要统一相同风险类型资产管理产品合格投资人条件,确定不同风险类型资产管理产品合格投资人门槛,完善资产管理产品定期与不定期信息披露制度,建立资产管理产品统一登记系统,加强投资者权益保护,出台投诉与纠纷处理程序以及救济赔偿机制。

      三是风险监管。加强风险监管是金融监管常规内容。风险监管主要依靠非现场监管和现场监管两种方式。非现场监管,主要依靠监管指标来监测资产管理业务整体风险暴露状况,涉及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敞口与比例,需要通过精心设置的监管指标来反映。现场监管需要监管当局深入资产管理业务实际,分析资产管理业务运作及风险形成机理,纠正并处罚资产管理人违法违规及违反合同约定行为。加强风险监管需要系列监管法律法规为支撑,并配合监管当局规范性文件,才能有效提升资产管理业务监管效率。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

      原标题:资产管理业监管逻辑及路径选择

      稿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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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货币政策的操作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货币政策环境需要货币政策操作手段、方式和方法发生相应的变化。近年来,监管层通过创新通过不断完善和丰富再贷款调控工具以及鼓励银行加大金融服务创新力度,引导信贷资金向“三农”和小微企业倾斜,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为实现稳增长“添砖加瓦”。

      在告别旧有经济增长模式后,中国迎来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经济”时代,科技创新型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但是,创业期科技型小微企业的融资服务是世界性难题,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都是“轻资产、高风险”,创业期往往被冠以“死亡谷”的称号,又加上缺抵押物和担保,是这类企业融资难上加难的主要原因。

      为了满足科技型创新企业的金融需求,今年以来,监管机构一直在研究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措施,而投贷联动作为国际上已经广泛使用的方式,正成为监管机构调研和政策鼓励的重点。

      投贷联动这一创新型金融服务模式,改变了银行此前单打独斗的状态,进行专业化改造,专门为创业期的企业打造“创投型”信贷模式。除此之外,央行近日宣布扩大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至9个省(市),扩宽了我国基础货币投放渠道,提高了金融机构信贷资产的流动性。

      总之,随着货币政策工具的不断创新和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有利于缩短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从而影响市场的利率结构,使得央行的货币政策可以更好地发挥定向调控功能,减少对总量货币调控的依赖,有利于提高货币政策操作的有效性和灵活性。(苏赢)

      原标题:创新货币信贷政策助力稳增长

      稿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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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9月28日电(记者刘长忠)记者28日从中国国家质检总局获悉,中国国家质检总局将对57家出现不良记录的进口食品、化妆品企业加严监管。

      中国国家质检总局称,根据近期检验检疫情况,已有57家企业出现不良记录,达到《进口食品不良记录管理实施细则》规定的列入《进口食品化妆品安全风险预警通告》的条件,其中进口商21家、境外生产企业16家、境外出口商20家。

      国家质检总局表示,为保障进口食品安全,进一步落实进口食品企业主体责任,决定对上述57家企业采取加严监管措施,在再次进口相关产品时,应按要求提供相应检测报告或合格证明材料。

      国家质检总局称,被列入《进口食品化妆品安全风险预警通告》的企业要及时进行整改,提高进口食品质量,待满足《细则》规定的“解除风险预警条件”后,可按规定从名单中撤除。(完)

      原标题:中国将对57家进口食品化妆品企业加严监管

      稿源:中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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